《春风沉醉的夜晚》

对郁达夫的印象,最早来自于中学时代那篇《故都的秋》。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

单从课本里的几行字句,还不觉得那样身临其境;直到某天,自己站在北京秋日纷飞的落叶之下,才意识到,这样清凄孤冷的秋天,我早已在郁达夫的笔下领略过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素以坦诚、露骨的自我抒情而著称,主张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的《沉沦》是新文学最早的小说集,对现代小说进行了道德、心理范畴上的开拓。

然而,评论界对于郁达夫的评价,却历来毁誉不一、争议颇多。有人将他视为颓废消极又神经质的感伤派,有人将他视为叛逆激进的抗日宣传斗士,而最终失踪于苏门答腊的死亡之谜,则又为他增添了文学之外的神秘色彩。

对于当年刚转读文科的青年许子东来说,选择郁达夫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最初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困惑,困惑于这位作家的独特与复杂,“这样想着,我便觉得自己确实有些感想要说。”

据许子东回忆,他第一次读到《沉沦》是在1979年4月的某个下午。那本薄薄的、纸张已经泛黄的《郁达夫选集》,让许子东看见了郁达夫那有点特别、又不无魅力的身影。

1982年初,许子东完成了《郁达夫创作风格论》,作为申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的毕业论文。之后,该论文被收录进《郁达夫新论》一书并出版。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后来提到:“作者(许子东)对郁达夫及其时代和与同代人的关系的深刻理解,对郁达夫复杂而又特殊的个性及其创作风格的真知灼见,使我钦佩。”

《郁达夫新论》的出版,不仅让年仅29岁的许子东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更让他获得198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

2026年,适逢郁达夫诞辰130周年,理想国推出《郁达夫新论》(增订本),在基本保留初版本内容及注解格式的同时,增收两篇许子东写于21世纪的短文。

在此,我们摘录了《郁达夫创作风格论》第二节的部分内容,看看许子东是如何从民族传统、气质因素和美学情趣等层次入手,探讨郁达夫创作风格的形成原因,并以此找寻青年学者许子东的学术起点。

下文摘自《郁达夫新论》(增订本)

许子东 著

01

民族传统的正反制约

民族的伦理、心理传统对郁达夫创作风格有着正、反两种意义上的制约。

首先,郁达夫极端憎恶他所谓的“民族劣根性”,“三千年来陈死人所遗下来的铁锁”,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早已被三千年来的道德虚伪所腐化了”,他甚至断言,改变“民族的卑劣阴险性”比打倒帝国主义、资本家更为困难。(见《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

这种对“民族劣根性”的极端憎恶的态度与他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立场是一致的,体现在风格中,便是行文落笔,故意处处违背传统精神——国人每以谨重、含蓄为美德,他却特别显露、放达,儒者常以反省、克制来修身,他却强调以宣泄求净化,历代文章多以载道为正宗,他却着意歌颂情热,解剖欲念……

种种反叛的姿态,即使有时趋于极端,也是由于民族精神意识对郁达夫创作的某种逆态的制约——为了反抗而有意趋于极端。

《金秋桂花迟》(改编自郁达夫小说《迟桂花》)

然而,极端并不等于彻底。身为植根于民族土壤里的艺术家,郁达夫不可能真正摆脱传统。自觉地,他在反抗;不自觉地,他仍然受到民族伦理、心理意识的某些正面的制约。他迷恋阮籍、嵇康等“士大夫”的“放浪形骸”,他欣赏、追求洒脱、清静等带老庄色彩的文学旨趣。

更重要的是,尽管他竭力蔑视、揶揄、反叛、攻击传统道德意识,但事实上,他又绝没有真正摆脱中国文人那种传统的对社会对国家的强烈职责感(或曰“入世心”“感时忧国精神”),绝没有在精神深处真正“独异”,真正“颓废”,真正排除民族精神意识的潜在影响。

他明明反对“卫道尊亲”,却又忧时、讽世、孝母、念子,时时想克尽伦理之责;他明明崇尚西方艺术精神,却又深深迷恋民族的美学传统,虔诚醉心于古典的意境神趣——郁达夫“人”的复杂性在这里,其风格的复杂性也在这里。

显然,他对民族精神遗产持两重性态度,贬低儒学的中庸,而欣赏“异端”的狂放或清静,摈弃道统礼义,而不排斥人道、人情,否定正统的“载道”文学,但注意汲收言志派的精萃;忽视民族审美心理习惯,但尊重古典美学传统……抑扬取舍之间,当然,就其总的倾向而言,郁达夫终究还是传统的反叛者,这就注定了他和他的风格所要承受到的各种压力。

02

柔弱与直率的性格气质

郁达夫的性格、气质有两个特点 :一是情感过于纤敏,以致性格显得柔弱,二是情感过于外露,故而气质显得真率。“孤独”“神经质”“畸形”“自卑狂”……郁达夫反复地这样形容自己。

这当然言过其实,而且也带有自我解嘲的意味。但他的“性格不强”却是事实。他虽然“为人平和”,但内心情感却特别纤敏。纤敏,即纤细、敏感。情感过于纤细的后果便是软弱、伤感。

《秋之白华》

在生活面前,他只是失望,经常忧闷,时时卑己自牧——这正是郁达夫感伤风格基调的心理基础。情感过于敏感的后果则是易于激动,也易于消沉;易于狂热,也易于痛苦。是流水而非深潭或大海,是芦苇而非巨杉或劲松。“幻想太发达了,思想太精细了,自觉太英敏了”——这正是郁达夫坚持抒情倾向的心理基础。

当然,情感过于纤敏限制了风格的力度,也排除了他在文学中从事冷峻观察、深刻解剖,或是在艺术中表现“崇高”、描写“强悍”的可能。但是,郁达夫大多数的时候都很有自知之明,他意识到自己性情的“柔弱”,却不以为戒(至少在内心深处),而是听凭纤敏情感的流动,进而形成以抒情为中轴的独特风格。

在艺术中,坚持自己的特点,这特点可以成为优点(自然也还包含着缺点 ),但倘若硬要舍弃自己的特点,那特点仍将纠缠着作家,结果每每丧失了优点,而只表现为缺点。

郁达夫的情感不仅纤敏,而且外露,也就是所谓气质的真率。

对于郁积在胸的丰富的情感,郁达夫赞成宣泄和净化,而不善于掩饰与克制。为此,他特别欣赏卢梭精神,还故意把布封的“风格即人”之说,与古人的“言为心声”的观点联系起来。卢梭很强调真,认为“善良的人乃是一个喜欢赤身裸体上阵的角斗者”。明人的“言志”文学也强调真,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夫唯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绝高……”(雷思霈:《序中郎〈潇碧堂集〉》)

《小城之春》

显然,郁达夫所以能够勇敢地进行自我暴露,他无疑也是确信着自己的“善良”、自己的“精诚”,他是用崭新的(虽然事实上也有点混乱的)道德观念——主要是人道主义的标准来支持自己的。即使是颓丧的情绪,卑微的欲念,他也不愿为之遮上庄严、高尚、纯洁的礼服。

就算他在理智上想这样做,他的外露的情感也妨碍着他,他的真率的气质也阻止着他——在直露、坦白的风格表现中,如前所述,郁达夫有时也渗入某种“感情夸饰”。渲染往往言过其实,伤感经常失之于滥。有时,这也是诗人从伦理、心理角度所作的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对自我心灵的“描绘”。

但是,请注意:他不是被塑造成“伪善”(像一般的矫情者那样),而是把自己描绘成“伪恶”,他不是在道德意义上文过饰非,而是为了艺术效果而“隐善扬恶”;不是表现性情的“稳健和平”(鲁迅评郁达夫语),而是突出病态的感伤颓唐——夸饰情感但又不掩盖情感的阴暗侧面,这就是郁达夫的真率。

他可以极力渲染感情的幅度,甚至偶然也润色感情的光泽,但他绝不肯虚伪地改变情感的倾向,也无意掩饰感情的缺陷。这种真率的气质,构成了郁达夫的主观色彩的心理基础,也直接决定了风格的真率。

03

独特的“美学偏见”

郁达夫相信并提倡的一个著名的文艺观点是:“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在这里,郁达夫有两层意思,一是创作须注重亲身体验,二是艺术中的个性极端重要。

“……真正的文艺作品……总有一点作家的个性和艺术品的骨气在内的……”(《电影与文艺》)我们注意到,郁达夫所谓的个性“原是指 individuality(个人性)与 personality(人格)的两者合一性而言”。

这就意味着,郁达夫强调“自叙传”,突出自我,也是有意识地在追求风格与人格、情感与“气节”的某种统一。显然,他那种不愿在艺术潮流中抹杀个性、忘却自我、不肯随意迎合读者心理的自重的文学态度,与他不愿在政治风云中投机,不屑于在社会纷乱中取巧,虽然随和近俗却始终无损大节的生活态度,也是不无关联的。

《马路天使》

崇尚美,也是郁达夫基本的艺术信条之一。他相信:“艺术对于我们所以这样重要者,也只因为我们由艺术常常可以得到美的陶醉。”(《艺术与国家》)在抽象的理论上,他的审美眼光似乎很宽泛,很通达:“自然的美,人体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壮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他一切的情愫,便是艺术的主要成分。”(《艺术与国家》)

然而在实践中,无论是鉴赏、批评、翻译还是创作,郁达夫却都表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美学情趣,苛刻一点,甚至可以称之为美学偏见——

对于自然山水,郁达夫总是喜欢那些秋意、清风、落叶、残亭,经常要留恋晚霞、流水、浓云、冷月,神游在他称之为“颓废美”的那种萧瑟、凄清的气氛当中。对于艺术,郁达夫也特别注意感伤忧郁的美。在他所偏嗜的日本私小说、德国浪漫派小说里,在他所欣赏的黄仲则、施托姆、屠格涅夫、佐藤春夫等人的作品里,他最感兴趣的,主要是“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

在他看来,“把古今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去了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呢?”(《序孙译〈出家及其弟子〉》)这种奇特、褊狭的美学情绪,一方面是他气质的自然流露(柔弱的性情,偏爱“阴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美学观念:“悲哀之辞易工”。

从审美心理角度出发,他觉得“悲哀的感染,比快乐当然更来得迅速而且切”(《炉边独语》);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也强调悲剧美的价值,“因为这世上快乐者少,而受苦者多”(《戏剧论》)。

《一江春水向东流》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不仅很理解忧郁悲伤与美、与艺术的特殊关系,而且面对着丑恶的世界,他在文学中故意不回避病态情欲与畸形心理,从而将“滑稽”“丑怪”引入了他的审美领域。

在灵与肉、情与欲、邪恶与柔美的艺术比较中,郁达夫有意无意地实践着维克多·雨果的浪漫主义美学主张:“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句话说,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

在病态与纯洁、痛苦与诗情、畸形与神圣的紊乱和开掘中,郁达夫又表现了他对波特莱尔、王尔德以及D.H.劳伦斯等人的复杂美学倾向的某种理解(甚至还有些感染)——这种浪漫主义的偏爱感伤的艺术情趣与带“世纪末”特征的不避丑恶的美学姿态,既是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严重背叛,同时,在郁达夫身上,居然又能和他对清奇、神韵、潇洒等古典美学情趣的追求、继承混合起来,这就同时增加了他的创作风格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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